一家之言

　　刘海明

　　“李白是古惑仔”的骇俗言论，轰动一时。首都师大讲师檀作文的这个论断，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8月3日，该书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在其博客上发表声明，称读者如果读过该书后，在感情上受到伤害，他深表歉意。(《北京娱乐信报》) 

　　檀先生的道歉，可谓“含蓄”：“我所理解的李白‘古惑仔精神’，书里说得很清楚，也印在书的封底。如果大家读了之后，还是不能接受这个词语，并因此感情上受到伤害，我深表歉意。”这个“道歉”透露的信息是，作者不承认他先前的论断有错，如果读者还理解不了，并且伤害了读者的感情，他才表示歉意。道歉者不愿道歉，所道的歉又分明是在辩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檀作文有意抖出了这个包袱：因为这本书引起的争议，他所在的学校领导也找他谈了话，还对他进行了批评。歉意原来是在工作单位领导施加压力之下，才被迫有限度地表示的。如此“歉意”，不敷衍了事才怪呢。 

　　“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李白是古惑仔”的论调，是否成立，可否被公众接受，能不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相信要不了半个世纪，就可以见分晓了。如今，网上骂声一片，媒体上批驳的文章不下几十篇，其实已经预示着历史的答案了。 

　　但是，文学批评的争端，应该通过正常的文学争鸣方式解决，作为学院领导，如果平常就重视对年轻教师在做人、做学问等方面的引导，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年轻教师慎言、笃行，比惹出事端后才去批评几句更紧要。 

　　“古惑仔”多如牛毛，李白只有一个。炒作式的学术研究，当真心向公众、向李白道歉。

　　不妨给车牌删除“４”

　　来点掌声

　　梅广

　　海口警方近日推出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除新车上牌时允许车主进行10选1之外，海口车管部门还宣布将删除所有带“4”的小汽车牌照。

　　从某种意义上说，“忌讳”也是一种文化，至少，是一种具有相当民间基础的草根文化。古往今来，凡人都讲究个“忌讳”，我国自古就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之说。时至今日，就算是身处车水马龙的闹市之中，人们在行为处事和人际交往中，形形色色的忌讳依然是无处不在，比如，在重症病人面前忌谈“死”，以求给人一种安慰；行船时避免说“帆”，为讨个口彩，图个吉祥。凡此等等都说明，“忌讳”不是什么歪理邪说，而是人类所独有的传统意识。

　　即便是在相当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对“忌讳”也并不忌讳。由于达·芬奇创作的《最后的晚餐》，西方人至今仍对数字“１３”讳莫如深，很多城市的高楼１２层之上就是１４层，根本就没有“１３”层的存在。在日本、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４”与“死”谐音，也都将这个数字纳入忌讳之列。 

　　既然某种“忌讳”已经在一个地方根深蒂固，已经成了当地群众一时难以改变的风俗习惯，那么，是对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表示应有的尊重，还是将自己的价值追求强加于人，对民俗民风表示出极度的傲慢和麻木？海口警方推出的这项举措，无疑是在“管理”约束度与“民意”满意度之间，找到了管理部门和群众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平衡点。 

　　当然，如果不是将“４”从车牌中全部删除，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有所忌讳的私车牌照可以不使用“４”，而机关企业单位的公务车则例外，如此，既尊重了当地群众的习俗，又避免了车牌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