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中国版《北回归线》。沐童以自然流畅的笔触描述了现代都市青年非主流人群里的某种“符号”现象：他们渴望被爱、渴望与人沟通，然而，却只能在一次次的努力和尝试之后，回到更加孤寂的自我内心世界当中。他们为这个现代都市烙上了属于这一代的特色符号：寂寞叛逆、性爱解脱、物质淡然、精神自由……

　　好久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你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被风架着，你不知道会飞翔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在哪里降落，苏东坡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约便是这一境界。

　　这样的飞翔是危险的，这样的叙述自然也是冒险的。当然，这样的叙述更需要才华的支撑和发动。

　　沐童的小说靠什么发动？他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寂寞的撒旦》讲述了两个非常规的爱情故事，一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爱上自己老师的故事，一个是两个男孩之间的暧昧情感故事。说实在的，这两个故事并没有特别新鲜之处，很多的人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很多类的故事也被置放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里进行讲述，但沐童确实讲得不同凡响，他坦诚而质朴的叙述态度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赤裸的真实”。

　　“赤裸的真实”是国外一家电视台的知名新闻栏目，这个新闻栏目为了表示自己的新闻绝对真实，杜绝了假象，让男女主持人在播出节目的过程中，去掉服饰的遮蔽，展现身体的真实。《寂寞的撒旦》自然追求的不是新闻的真实，而是作家个人心目中的人性的真实。为什么说是作家个人心目中人性的真实呢？因为每个作家的心目中的人性理想和人性模式都不会是一样的，至少每个时代的作家的人性理想的模式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把《寂寞的撒旦》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一代作家和那一代作家的距离仿佛来自两个星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的是爱的渴望和性的饥饿，而《寂寞的撒旦》则写的是爱的无聊和性的剩余。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写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人性复苏，而在《寂寞的撒旦》中，两个年轻的男人，居然表现的是对异性恋的失望和逃避，甚至那个网名撒旦之城在结婚以后也没有激发出对妻子的热情，在关键时候落荒而逃。

　　《寂寞的撒旦》里也写到了异性恋，但这个异性恋却是婚外恋，写老师和学生的畸形的性爱生活。这里的异性是童年父亲形象的转化，这里的性爱是为了克服寂寞和孤独存在的。小说的题目叫“寂寞的撒旦”，小说中的男男女女确实因为童年、少年的不正常的经历陷入某种孤寂，才去寻求某种能够弥合少年时代的伤痕的情感慰藉。

　　而他们的童年正是张贤亮这样一代作家写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时段，张贤亮们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缠绕他们的痛苦和性苦闷在所谓“80后”那里只是化作“寂寞”，寂寞比起痛苦当然要显得轻松一些，但寂寞在文学的表达层面上其意义并不见得低于痛苦。

　　由此我想到了两个“80年代”，一个是像沐童这样的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一个就是我们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80年代的文学，这样两个80年代或许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景观。80年代文学是关于理想的痛苦，是不能实现目标的痛苦，而“80后”则是没有理想的寂寞，没有目标的迷惘。从时间上考察，《寂寞的撒旦》里写的那些撒旦们恰恰正是章永  的后代，或许章永  要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章永  的眼中，《寂寞的撒旦》里的那些青年男女显然是跳蚤（作家把他们称为“撒旦”）。章永  在痛苦的时候，看的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撒旦们寂寞时看的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张贤亮们在80年代呼吁的启蒙、人道和自由到了撒旦们那里变得如此的轻飘如此的没有分量，生命到底是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不能承受之轻？

　　分析这么复杂的文化问题，不是我在这么短的文章里能够说清楚的，但比之一般人认为“80后”的轻和浅来，沐童的小说可以说有点“重”和“深”。这种“重”和“深”不是启蒙主义意义上的，而是作为文学写作层面上或文学准备意义上的。单是从《寂寞的撒旦》对叙述人称的成熟把握和调度，就见出沐童对西方小说叙事学的熟稔。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启了写作的极大自由度，也拓展了新的空间，但文学不是博客意义上的自由书写，文学有自身的传统和规则，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资源。沐童承传的是那样一路的文学思想，说近的有崔子恩、鲁羊那样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度，说远的是钱钟书、纳博科夫、昆德拉等先哲们精神脉络。

　　好的小说的背后其实是躲着一个难以触及、难以触摸的精灵，好的小说家就是奇异古怪的精灵。

　　当然天使是精灵，撒旦也是精灵。有趣的是，我在写作本文时，由于我的南方口音，我在打“撒旦”二字时，居然打成了“傻蛋”。傻蛋也是精灵吗？

　　●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