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成立的第三个年头里，《北京晨报》用脚步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她的足迹跨过了渤海湾，也越过了太平洋。她开始把自己定义为以“信息早餐”为品牌形象的综合性主流都市报。这一年的8月12日，《北京晨报》从位于灯泡厂的旧址迁入东环广场。

　　2000年大事记

　　●1月1日，晨报推出《问候2000》特刊，对新千年举世欢庆的盛况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6月11日至7月10日，晨报推出高考专版、专刊。

　　●8月12日，北京晨报正式迁入东环广场新址办公。租用的新址建筑面积达4480平方米，在京城媒体中率先采用“无纸化办公”。

　　●11月28日至12月3日，晨报连续发表了“京彩透视”系列报道，从独特新颖的角度客观分析了“彩票热”现象。

　　[ 这一年我进入晨报 ]

　　校对证券

　　累出幻觉

　　我是2000年进入报社的，与报社风雨同舟已八载，我从事的证券版校对工作虽然是个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岗位，但我一直以锱铢必较的态度，勤勉有加的精神对待每一天的工作。

　　证券版的字号比其他版小，而且没有图片，所以版内容纳的文字量比较大，我的工作量自然也大了很多，既要做到不出差错，又要按规定时间签版，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我每次看版的时候都要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常常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不能休息。有时签完版后我的眼前还若隐若现着满满是字的证券版。 晨报校对室 刘军

　　在我身边的历史

　　新千年 我在海上迎接

　　1999年12月31日，年轻的北京晨报推出了大型的“北京晨报迎新千年曙光”活动。

　　回想那一刻，就仿佛昨日……1999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晨报邀千名读者，分乘45辆大巴车浩浩荡荡向天津港进发，进港后迅速换乘轮船向目的地大连进发。在客轮上，当2000年在大家的期待中来临的那一刻，汽笛发出长时间的鸣叫，所有参加活动的读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2000年的到来，人们在海上见证了迎千年的特殊喜悦。轮船到大连，1200名晨报读者受到了大连市委、市政府和大连人民的热情接待，与此同时在大连星海会展中心26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内共享“新千年第一宴”。当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向家乡人民问候新年时，宴会厅内掌声雷动，人们频频举起酒杯为新千年献上深深的祝福。

　　“北京晨报迎新千年”活动从1999年12月31日出发到2000年1月3日返回，全程历时68小时，创造了当年北京晨报的五个“之最”。参加人数最多（1200名）、乘坐交通工具最多（汽车+轮船）、活动行程最远（北京、天津、大连）、出席领导的级别最高（当时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大连市长薄熙来）、同时地点聚餐人数最多。

　　晨报记者 杨秀梅

　　由我定格的历史

　　怪米卢 我用镜头捕捉

　　米卢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先河。不仅因为他率领中国队打进了世界杯，也因为他这样的性格。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第一次把米卢纳入自己的镜头范围内，是在他2000年7月刚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我跟着文字记者去接机，在国际到达出口前，我们能远远看到米卢在等行李，其间他一直在打电话。可是等到他一回身，发现很多中国记者在等待自己的时候，马上大步走出，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说实话，当时觉得这个教练很能表现自己，和中国队的前两任外教反差实在太大了。等回到报社洗出胶片的时候，总是感觉焦点不实，因为米卢的头发实在太乱了。对米卢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眼窝很深，很难从他的眼神中看透他的情感。包括后来的十强赛、世界杯赛场上拍米卢，你只能从他的肢体语言去感受他的情绪。 

　　十强赛期间，也是我拍米卢照片最多的时候。从镜头看出去，米卢的肢体语言异常丰富，尤其在指挥比赛的时候，他几乎有将近80分钟时间都在“手舞足蹈”。摄影记者很喜欢这样的拍摄对象，因为每一次相机对准他的时候，他都能给你带来不小的惊喜。    

　　有句古话叫做“成王败寇”，因为米卢成功了，所以他后来的“走穴”、作秀都可以被接受。不知道中国足球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教练，但最起码，米卢是空前的。 

　　晨报记者 殷楠

　　有我足迹的历史

　　老山墓 我们机智“偷访”

　　2000年的3月，我还是晨报的实习记者。3月17日下午，我被告知：京西石景山老山发现了一座大墓，去了许多警察。

　　我和时任社会部编辑的王宇辗转到了考古现场，却被工作人员挡住不让进。无奈之下，我们俩开始绕着现场转圈，绕着的围挡有条缝隙，恰好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我们欣喜若狂，先拍到照片再说，当年我们手中仅有胶片傻瓜相机，为了留住现场的宝贵资料，我俩轮换着拍照，直到胶片用完为止。

　　有了现场照片，又回到前门与守卫理论，最终知道考古指挥部在山下不远处的临时工房内，负责人姓王（王武钰，现首都博物馆副馆长，时任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

　　到了指挥部之后，王武钰先生啥也不透露。我和王宇在拖延着时间，其实在用心记录着屋内的一切，比如墓葬的形状图、效果剖面图等（王宇是学建筑的，对于图纸记忆又快又准）一切在头脑中准备就绪，我们起身告辞。

　　3月18日，关于“京西发现大型墓葬”的内容见报，关于此墓葬的报道是晨报最先报道的，当日许多媒体记者拿着晨报前往老山采访。

　　晨报首席记者 杨玉峰

　　有我参与的历史

　　女足泪 被我亲眼目睹

　　1932年，刘长春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脚印留在了奥运跑道上，1984年，许海峰第一次将奥运金牌挂在中国人的胸前，1998年，北京晨报第一个打破京城早报市场坚冰，2000年，北京晨报记者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采访区。

　　晨报自诞生以来创造了多项历史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仅仅成立两年之际就派出三人采访团开赴悉尼奥运会：原体育部足球专项记者王鹏、篮球专项记者王海鹏、摄影部主任孙京龙——“两鹏一龙”组合闪亮登场。“体育传媒江湖刮起一股新风”，这是后来同行的赞誉。当时以体育部为核心的报社报道团队群策群力，分外和谐：张雅宾总编辑亲自联系澳洲好友为我们解决住宿问题，原体育部主任里工和读者部主任杨秀梅分别帮我们换来数万澳元。我和王鹏提前三个月下到各支国字号队伍蹲点采访，在射击队把赵颖慧、谭宗亮的底细摸了个透，陪戴手套投篮的王义夫边打篮球边采访，北京选手杨凌更是成为我们的好哥们儿，直到今天还积极参与晨报活动。    

　　印象最深刻、或者说最得意的报道，就是那篇名为《铿锵玫瑰，情断堪培拉》的长篇通讯。被国人寄予无限希望的世界亚军、中国女足，居然在小组赛被淘汰。至今还记得两个场景：孙雯赛后留恋地在场地里踱步叉腰叹气；中国女足的班车在暮色中缓慢驶向黑洞般的昏暗出口。当时王鹏持证在悉尼采访体操，自己作为一个赛会非注册无证记者采访足球。在赛后，我愣是凭着一个无效的悉尼分新闻中心的证件，在女足队员范运杰、高红等人的掩护下，混进了女足墨尔本足球赛区的驻地酒店房间，独家见证记录了马元安的无奈、温丽蓉的不服、刘爱玲的哀伤、孙雯的痛苦。整个采访几乎没有任何提问，只是真实地记录，原生态场景再现，后来这篇报道获得《人民日报》全国奥运好新闻三等奖。   

　　作为初登奥运赛场的新秀，晨报“二鹏一龙”组合凭借着激情和勤奋以及一点点运气和灵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表现超乎了预期。不然，回国时张总也不会带领编委会所有成员“打着横幅敲着鼓”到首都机场迎接我们，那待遇真是“相当的高”——比不上奥运冠军，恐怕也创下晨报历史唯一了。

　　晨报记者 王海鹏

　　被我感动的历史

　　两兄弟 由我亲手重聚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存放着一张八年前我与两个双胞胎兄弟的合影——每每看到它，我的心里总会涌出一丝温暖和感动。因为结缘晨报，两个自出生就被骨肉分离37年的亲兄弟终于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情。

　　2000年8月31日上午，当时还是社会新闻部一名实习记者的我，像往常一样查看读者打来的电话记录。一则“寻找失散亲人”的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通过电话，我得知他是石家庄的一名铁路干警，此次特地利用出差来京的机会寻找他失散37年的亲生母亲和孪生弟弟。37年前，他的生母将他送给了同产房的他的养母，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生母的名字和家住白塔寺附近。由于他当天晚上就要赶回石家庄，我们约定下午就来报社面谈。

　　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这名干警给我讲述了两年多来他多次赴京寻亲的经过，虽然语气淡淡的，但他目光中的忧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亲情的追寻和执著也深深触动着我。我在心里祈祷，但愿能借助晨报的力量和我手中的笔帮他找回亲人。

　　9月1日，本报刊登了曾毅寻亲的第一篇报道《妈妈和弟弟，你们在哪里？》。令人惊喜的是，文章刚一见报，市公安局户籍处就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确有一位叫魏淑珍的老人，她有一个儿子，其照片和曾毅几乎一模一样。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已回石家庄的曾毅时，这个沉稳的男子在电话里欣喜不已。

　　团聚的那天，我和曾毅的亲生父母和弟弟一起等待曾毅进门的那一刻，心情和他们一样紧张。当亲人抱在一起痛哭时，我也流下了眼泪。在后来的家庭宴会上，我被当作家庭成员邀请参加。“没有你的报道，我们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儿子。”面对曾毅的亲生父母一再感谢，我深深知道，自己只是尽了记者的本分，没有曾毅对晨报的信任以及户籍处的帮助，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曾毅的养母如何面对儿子找到生母？两家人今后怎样相处？针对读者关心的问题，我又做了连续报道。意外的收获是，此事件报道快接近尾声时，又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说，曾毅的生母是她母亲寻找了二十多年的二姨。一篇寻亲报道找回了两个亲人，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感悟到了当一名记者是幸福的，即便工作再辛苦也值得。

　　晨报记者  颜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