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每个摄影记者都不愿错过的瞬间，2005年的北京晨报更不会错过记录每一个历史时刻的机会。在这一年里，跌到最低点的股市，喊到最高潮的超女都是我们紧盯的对象。

　　2005年大事记

　　●1月15日，由本报和北京市汽车流通协会共同主办的“２００４年我最喜爱的十大家用汽车”评选活动在历经两个月的激烈评选后落下帷幕，并在东方基业国际汽车城举行颁奖典礼。总编辑丁亚韬同志及李波涛、陈曦等报社领导参加了颁奖典礼。

　　●1月23日，由本报和旅游卫视共同主办的“2005北京房地产贺岁论坛暨晨报读者推荐优秀楼盘颁奖晚会”隆重举行，总编辑丁亚韬同志与众多业内专家及地产界知名人士参与了此次盛会。由本报主办、历时半年评选的“2004年北京优秀商务地产”和“2004年北京区域好楼盘”奖也于晚会上颁出。

　　●6月1日，报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展了由公关部牵头组织的“快乐小读者、欢乐过六一”主题活动，本报总编辑丁亚韬同志参加了该活动。另外，本报当天推出的“童画六一”特刊受到活动主办方和在场小读者的欢迎。

　　●6月18日至6月25日，由读者联络部牵头，本报举行首次“豪华邮轮环渤海游”活动，共一百名晨报读者参与了该活动。

　　●8月13日，由本报主办的“2005新丝路北京模特大赛”进行了决赛，总编辑丁亚韬同志为获奖选手颁奖。

　　由我定格的历史

　　后悔，错过那一瞬间

　　“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与连战在北京伸手相握，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首次会见。”这是摄影家贺延光老师拍摄的《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新闻摄影作品的图片说明，当时我也在现场，但我没拍到，现在想起来还在后悔。

　　我接到去人民大会堂的通知是在当天上午，当时就是一阵兴奋，之前类似这样的活动是不邀请地方媒体采访的，往往各地方媒体都转载新华社的报道，此次邀请了地方媒体采访实在不多见，实属难得。

　　大会堂东门，无数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扛着梯子，背着三脚架，拎着大包小包自觉整齐地排好队伍。安检之后，所有记者都是拿好设备疯一般跑到指定采访地点，占据最有利的地形。我不慌不忙，溜溜达达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摄影记者区域是个一尺来高铁架子，我到的时候已经被记者占据了，我只能躲在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里等待采访的开始。之后的情况我不说大家也应该明白，在一阵劈里啪啦闪光灯的渲染下，采访结束。

　　第二天，我看到贺延光老师的大作《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我才知道什么是差距，才知道该学的还有太多太多。

　　晨报记者 蔡代征

　　在我身边的历史

　　彻骨，股市冷热变幻

　　2005年的6月6日，在这个炎热的夏日，上证综指驻足在998.23点的8年低点，到今天，我仍记得那时心里感到的寒冷。

　　那一天，我正在营业部采访。散户大厅人员稀疏，有人在大屏幕前发呆，有人在下棋。而当股指跌破千点的瞬间，投资者眼里噙着泪，却自嘲地鼓起了掌。

　　事实证明，中国股市就是在９９８点的冰点再次崛起，进入新一轮牛市。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股市进入超级牛市，登顶6124.04点的巅峰，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加入其中，在任何场合，你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股市；当时的我们更没有想到，冲向万点的预言话音未落，让人始料不及的杀跌便又一次光临，直到眼下的7月，A股的最低点位是2566.53点。全民皆股的时代刚刚开始，财富缩水过半只需半年！

　　这两场痛至彻骨的下跌，股民在精神上、财富上备受折磨，作为证券记者，我们感同身受，而我们的报道，一直站在股民一边，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中国股市１０年涨跌，初入市场者或许难以接受，但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要记住这个道理：欢乐时及时兑现利润；痛苦时坚定信心，痛并快乐地成长。

　　晨报记者 王洁

　　由我见证的历史

　　礼赞，为了记住历史

　　1937年7月7日，在北京西郊卢沟桥附近爆发了中日军事冲突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端。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教科书上有文字描述，但相关的历史照片却很少。《伦敦新闻画报》记者当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报道，拍摄了反映事件全过程的一系列图片，既有展现中国军人英雄风貌的人物写真，也有记录日军蓄意挑衅的历史罪证。

　　2005年7月7日，《北京晨报》用4个版的篇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再现，跨越时间的注释，跨越空间的追访，跨越版面的呈现……68年前，一位西方记者用他的镜头，为历史保留了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68年后，我有幸和晨报的同事一起，为读者打开了这段历史的窗户。

　　2008年7月7日，当我隔着1000多个日日夜夜，重新回忆那段日子；当我隔着北京晨报记者报道汶川地震的图片和文字，重新翻看这些版面，最让我难忘的却是那双眼睛。虽然我一直无缘结识照片的“制造者”，但在与这些老照片的无数次对视中，我始终能感受到那位冷静、勇敢的目击者，他高举的是另一种武器——照相机。

　　晨报记者 王颖晨

　　有我足迹的历史

　　混迹，菜鸟搞掂超女

　　2005年8月，我到晨报4个月，“超女”红得一塌糊涂。一日领导曰“超女，去一下”。我无奈领命，打上飞机。刚入行的菜鸟，手上资源少之又少，在黄花机场迷茫的我询问机场地勤：“长沙有几个电视台？”

　　顶着烈日赶到位于长沙郊区的广电大厦，硬着头皮让李宇春的叔叔带我混进彩排现场，厚着脸皮将她妈妈堵在演播大厅的角落采访。对方发着“我想见女儿也难”的抱怨，我心猿意马地盘算着隔天如何能再混入这里。走出T2演播室时已是凌晨1点，我又摸到广电大厦后方，通过个把小时的埋伏蹲点，我掌握的基本信息有：这里有以十二星座命名的别墅，而李宇春、周笔畅等人两人一家住在“金牛座”、“狮子座”中，湖光山色中还隐藏着若干“玉米”、“凉粉”、“盒饭”。

　　第二天，我与主办方斗智斗勇大半天，却拿不到一张入场券，距离晚上的现场直播越来越近，我却只能在演播室门口逡巡逶迤，山穷水尽的前一刻偶遇一群“盒饭”，套过近乎后获得一张宝贵的门票，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超女”比赛的直播现场，顾不上发什么感触，只能忙着把看到、听到的写下来，通过短信传回报社，那时我的手机一条短信最多编70字，而我要写超过千字的文章。那时也没有飞信，还要感谢当天的编辑王汀把千字的短信一一敲到电脑上。

　　入湘三天，最难忘的一刻是在我路边徘徊不定时，一个男同学给我打来电话，“我从云南回来给你们宿舍带了百合花。”我也因此错过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给我送花的异性。晨报记者 王琳

　　[ 这一年我进入晨报 ]

　　见证女足换帅大戏

　　2005年，我成了晨报的一名体育记者。由于之前对足球了解很少，当领导将女足和足协的报道任务交给我时，心里真是恐惧。后来跟着前辈们采访了几次女足训练，又在足协当年的小办公楼里蹲守了几次，越来越觉得女足和足协的新闻其实离赛场很远，人和人的博弈才是主戏。那年6月，刚率武汉队在中超取得7连胜的裴恩才接任女足主帅，可这位男队转女队的教练先是传出和队员不和，随后又在东亚四强赛垫底，11月就交出了教鞭。足协随后又像雅典奥运会前那样搞了一次“主帅竞聘”。面对2008年奥运会这么大的诱惑，竞聘阵营一时人满为患：元老们推荐马元山复出、殷铁生毛遂自荐、代理主帅王海鸣自认能被扶正、坊间则传闻马良行将接过教鞭。后来足协将“包围圈”缩小到了马良行和王海鸣两个人，结果马良行胜出、王海鸣任助教。硝烟散尽，本应“最不靠谱”的坊间猜测竟然成真。我大概明白了，原来中国足球就是过家家，入职时的那种恐惧实在多余。

　　3年过去了，曾为竞聘而挤破头的人中没有一个等到他们所盼望的奥运会。马良行在风波中隐退、瑞典人多曼斯基和法国人伊丽莎白这两个后来者也纷纷落马，就连长期扎根女足的王海鸣也已杳无音信……总有人批评现在的女足太差，不如当年的那批“铿锵玫瑰”。如果这些人也像我一样伴随女足走过了这些年，我想他们将像我一样，对于姑娘们只剩下同情。 

　　晨报记者 喻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