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人人网上的名字叫“赵粉豆”,取“奋斗”谐音。大三便“漂”在北京,以普通二本学校的背景进入跨国公关公司,25岁出书“火”遍台湾,她写的博客影响了一大批80后职场人。她曾说:回顾这两年工作以外所做的事,让我更加相信一个道理:把事情做到极致好的时候,该有的东西都会有,该来的东西都会来。她对梦想,始终很执着。 然而,她也是那个曾经满腹牢骚、大学前两年几乎天天旷课的女孩,她自诩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猫”,人们说她的故事有点“狗血”。 
赵星简介 26岁的山西女孩,现就职于某国际公关公司,新浪名博,《从北京到台湾,这么近那么远》作者,专栏作者。
大学伊始:“长歪”的孩子 其实我妈很担心我成为一个怪异的人,可大概从2004年开始,在母校渤海大学,我就背着她成为一个“长歪”了的孩子。 那时,我自觉高考失利到了这个遥远冰冷的小城,同学大多是带着乡音的本省人。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外省生源,高考成绩比当地学生录取分数线高过100多分。这样的落差下,我和很多自以为很牛的同学一样,觉得自己就是传说中折翼的天使。那时候,抵触情绪让我没完没了地旷课,我就那么自始至终觉得自己是金子,只是埋在了灰尘里。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图书馆看《大学生》杂志,看到很多北京的大学生可以去西门子、宝洁这些大公司实习或者去国外交换,瞧瞧人家那个世界,看看自己所在的一个连省会都不是的小城,吃个饭还得带瓶水倒菜盆里防止咸死。 我每天都在抱怨这个小城市,就是那么无端地看不上,可是看不上又能怎么样? “如果环境不动,我自己走!”直到我看到这句话,出自一本叫《新东方精神》的小册子。对啊,我为什么不自己走?既然我觉得自己天赋极佳,落在这里委屈了自己,那为什么不赶紧跑向自己应该去的地方? 我主动去找外语系的外教,早晨5点起床跟他学英语;我报了重点大学的学生才有信心考的托福、GRE、GMAT、雅思等国际英语考试,逼着自己听坏了3个复读机;两年中我几乎不怎么上课,几乎是在一种完全被漠视和绝望的状态下,不管不顾不听劝地学英语,并斩钉截铁地放弃计算机的国二省二证书,咱的脑子不适合编程。学习、吃饭、上网、回宿舍,平静的背后压抑着积蓄已久的能量和爆发力。 很感谢我妈,在日渐成为一个怪异孩子的路上,她让我觉得还有人理解自己,虽然有时候我需要引导她老人家的思路,以便及时跟上我的思维走向,可喜的是她跟得不错。 北大联读:纠结的两年 两年后,我带着还算阳光的英语考试成绩单申请到北大做交流生,迎接我的是更加残酷的后两年。说实话,我听不清美学老师的南方口音,更看不懂黑格尔和尼采的理论;我唯一能听懂的课程是“西方文学”,可到考试的前3周我还没太明白“杀父娶母”是哪个文学著作中的什么事情。 2007年6月,我开始实习。早上在北大东门坐818到Edelman公关公司,历时两小时;晚上坐302回到校外的租住房。两个月后我到了Hill&Knowlton公关公司实习。这个公司更远,当时的地铁还是5元钱单程,我每天的工资还不够往返地铁费的,于是我在酷热的夏天每天倒两次公交车去公司。 北京的8月,坐在公交车里就像蒸桑拿。上下班各两小时,近乎全职实习。终于,年底有幸进入全球领先的公关公司——博雅公关。 在3个公司连续实习14个月,哭着强迫自己克服自卑和胆怯,最终拿到了博雅公关的offer。至少有一点点保障了,不用随时担心明天会不要我,但仍需要每天很努力地工作。 台湾行:出书和非议 工作两年后,我突然决定去台湾。一直觉得那个岛很遥远,这个梦从17岁纠结到24岁。我是个不太靠谱的人,经常会冲动地花一大笔攒了很久的钱,去完成一个梦想,再小心翼翼地过后来的生活。我没有很多钱,只是把仅有的钱扔进了我的梦想。 回来之后,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写的时候想过,有很多人环球旅行,也有不少旅游名博,但我什么都不是,所以不想过多地去写风景和美食,只想写些别人没写过的。如果你做的一件事是没人做过的,做得再垃圾也是第一个,这个第一的位置是永远不可能被超越的。所以,我写的都是在台湾各种各样的“狗血”故事,包括那些让很多读者倾心的“艳遇”。 这些文章在大陆和台湾火了3个月后,我接到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的邀请,开始把网络文字整理成一本书,就是后来那本台版《从北京到台湾,这么近那么远》,大陆只能在淘宝网上买到。因为一些审查的原因还在等,预计今年三四月会上市。 去年5月,我在台湾办签售会,还差最后一场台北签售时,被有关部门发现,我前一年入境时用的是商务签证,却跑去旅行了,属于违规入境,还好我跑得快,否则就被扣住了,台北签售没办成。那是台选前一年,蓝绿营都炒这件事,很多媒体也报道转载了,这让我有些慌张。那时候台湾塑化剂的新闻救了我,当时在港澳台媒体排行榜第一名是塑化剂,第二名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报纸上,我和卡扎非同一个版面。 在北京闯荡的这几年,我的感受是,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并且善于抓住机会,就能立足。关键是不能浮躁,要蛰伏,等待机会,而不是在熙熙攘攘中炫耀自己那点事儿,其实能炫耀出来的都不是重要的大事儿。要像经营一个品牌一样经营自己。 正反话题撞击让我更火 这个26岁的女孩,八爪鱼一样尝试了很多同龄人没有涉足过的事,也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感悟: 22岁大学毕业时,我取消了毕业旅行,作为一名志愿者到了四川地震灾区,那一次我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之后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任何慌张或美好,低谷或高潮,我都会告诉自己,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段经历,仅仅是经历。 2009年8月,我启动了“星光成长计划”,意在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建立图书角,并长期提供指导、咨询和资助计划。我有一个团队,其实只有3个人,他们负责找项目,我出钱。我们做的项目很小,相对于把钱捐进“免费午餐”这样的大项目里,我更希望看到我的钱具体落实到哪些孩子身上。 我的书在台湾火了以后,陆续有导演找我,希望能拍成电影,我都拒绝了,不想再招惹任何新闻,希望这件事尽快过去,否则我没法安下心去实现新的目标。 正反两方面的新闻撞击,让我的书更有话题性,变“火”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晨报记者 王文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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